古今中西反思下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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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西反思下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探讨与实践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史,就其研究的内容来看是中国本土的,而研究方法则深受西方的影响。虽然胡适、冯友兰以西学方法打破传统的学案式著作,写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同时也带来了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底哲学的两难问题。近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引发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然仍未摆脱西方的影响。上个世纪后半叶解释学在西方发展进入高潮,虽然传人中国大陆时其在西方高潮已过,但仍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一些学者产生了建立中国诠释学的想法(如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有学者认为中国解释学(诠释学)的提出和建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对于中学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另方面通过对自身特点的确立能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提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何卫平《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效应——从1979到2002年》,载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但是西方解释学仅是我们的参照而非全部,否则,中国哲学存在的两难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于中国哲学本身亦难免不产生反向的作用。刘笑敢所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讨》(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版,下文出现书名皆省略副标题),则在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wwW.11665.cOM刘氏言《诠释与定向》是关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探索和尝试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引文见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下文引文如未作特殊说明,均引自该书)由该书的题目及副标题亦可看出刘氏在这方面的倾向和努力。郭齐勇认为刘先生的《诠释与定向》一书为我们中国哲学史在方法论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可以说是提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契机。(郭齐勇《探索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路向——兼评(诠释与定向)》,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诠释与定向》凡引论、前编、中编、后编、续编五个部分计十一章,细读该书我们可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刘书的一大创建是对中国哲学的身份进行了界定,指出中国哲学包涵现代学科、民族文化、生命导师三种身份。以历史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眼光来看,搞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通常只研究中国哲学本身,极少有去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这看似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而中国哲学三种身份的划分及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却极有帮助。正如刘氏所言,对于中国哲学三种身份和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是研究中国哲学诸多问题的前提,如果对于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毫无分辨,那么所谓中国哲学的方法问题、合法性问题、反向格义问题都会错综纠缠、茫无头绪、莫衷一是。刘先生以图表的形式将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作了直观的展示,他同时指出三种身份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中国哲学三种身份区别是立足于现代世界的思考。而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哲学是以作为现代学科的发展出发的,刘氏在该书开篇引论部分便指出本书所关切的是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基本建设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刘氏以哲学研究者的责任和自觉将其目光投于中国哲学的现在和未来发展,讨论这个问题必然涉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但刘氏明确指出其所谓的方法论问题并不是刻意提倡某一种理论或某一种方法,而是不断思考哲学研究者在做什么、为何做、怎么做等基本问题。较之某些空洞的理论口号,其所作的工作无疑是具体的有积极意义的。刘书的一大贡献是总结提出了两种定向理论,该理论针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传统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的理论提出。刘书虽然强调诠释学理论,但不是仅就理论本身,对西方诠释理论的关注是为了讨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诠释传统,而最终目的则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诠释传统,然而其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建构和表达新的哲学体系的特点却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西方诠释学虽然能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很好的解释和理论,但其有些理论概念在解释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时却有着诸多的挑战。针对这个问题刘氏提出了两种定向理论作为突破口。两种定向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历史的、文本的取向和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刘氏列具了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已经是某种共同见解,只是大家没有采用明确的共同概念来指称而已。从这个层面来看,两种定向理论是刘氏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从整个学术发展出发而提出的,其目的是希望学界对此有更明确、更自觉的共识。关于两种定向理论,刘氏在书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述。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中就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诠释传统,但两种定向理论有别于传统的诠释理路,取向有较多主动选择的意味,定向则可以是主观的选定,也可以是一种取向外化并凝固为诠释作品后的可分析、可观察的客观特性,取向和定向的说法反映了经典诠释活动中的方向性特点。就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来说,文本的历史的定向并非只是注疏、训诂、考据之学,这些是基础而不是重点。所以,这里的文本定向不是文本研究本身,而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思想、理论和哲学的探索,以及以文本思想为依归的拟构(模拟性重构)。当下的自我表达的定向并非限于借助经典解释的形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非特指思想家式的建构,也不是个人的人生体会,而主要是包括建基于古代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引申、接转、发展、批判、应用、创新等。两种定向比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说法更自觉、更确切,既有更明确的意义,也有更广泛的包容度。刘氏希望借两种定向的理论来提高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让忠于历史与文本的理论研究和诠释能够充分发展,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让现代理论建构的目标能更自觉、更公开、更严肃地发展(参见《诠释和定向_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访刘笑敢教授》,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可见,刘氏所做的绝非新瓶装旧酒式的工作,而是将之与现代学术结合起来作重新考察,从而挖掘出其中蕴涵的现代生命力,这对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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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书的一大反思是提出反向格义概念并对此作重新的审视。中国哲学有着格义的传统,而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走的却是反向格义的路子(刘氏将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之为反向格义)。但是简单地用西方的概念套用中国哲学问题时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刘氏分析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反向格义与格义方向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的、启蒙性的、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反向格义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却似乎是研究性的、专业性的,是提高的需要,是长期的方法,而不是工具性的权宜之计。针对这种困难,刘氏进而提出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继续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术语,但这一西方概念用于中国古典语境时可能存在局限和问题;另一种是尽量不用西方或现代的现成概念,以避免不必要和错误的理解和联想。刘氏选择了后者,并尝试对老子之道进行解说,为解决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困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刘氏言,对于反向格义的讨论,其目的不在于批评和否定,而在于反思、提示或警醒,以提高学术界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性和严肃性,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提醒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时候要自觉意识到古、今与中、西的紧张、对立及双方同时存在的衔接与交融,以及紧张与交融之间的互动交错的状态,避免方法和结论的简单化、绝对化。陈声柏亦认为,反向格义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知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方法论价值:反思‘反向格义’的方法论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论公式,而在于警醒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研究中随时提高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从而提高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规范性。(陈声柏《反向格义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哲学贡献的是科学规范和知识积累》,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书的一大实践是据两种定向理论对中国哲学研究作出一些有开拓性的尝试。在该书的中编,刘氏对两种定向理论提供了历史的、实例的和理论的分析及讨论。中编是以历史实例为依据的纯学术的讨论,下编则以新的尝试为实例,探讨纯文本的诠释和以现代社会需要为鹄的,二者之间如何转折与衔接。在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中,刘氏提出了诸如人文自然、道家式责任感等概念,这些概念不但是刘氏两种定向理论的尝试和探索,同时亦可看出其借古人之智慧对现代生活的展开思考。当然,刘书中还有诸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如两种标准、跨文本诠释、融贯性诠释、两种定向之接转、人文自然、道家式责任感等新概念,值得关注、讨论和发展。通读《诠释与定向》全书,我们可以看出刘氏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关注与思考,他不仅提出了两种定向的理论,讨论了反向格义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出的挑战,并从纯学术的角度用历史实例对两种定向理论作了有力的论证,同时,在遇到两种定向是否可以运用于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刘氏能够勇敢地尝试实践且取得了若干成果,这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提供了有利的参考,其不畏艰难勇于尝试的学术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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