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莱坞中国题材影片看西方的中国想像的论文

  从好莱坞中国题材影片看西方的中国想像的论文

  “真实中国”往往沦为看客的一厢情愿 纽约大学电影系2006年举办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时,命名为“写真中国”(reel china)。这一题目设计得让人过目不忘。reel有电影胶片的意思,也有“放映电影”之意,恰好与real“真实”同音,让人联想到“real china”。活动共放映十几部“中国地下纪录片”,还会在放映后与作者跨洋连线进行对话和学术讨论。 这个电影展中,除了少数有力作品如《张博士》和《美美》外,多数展片是量身订做的国外参展品。中国在“写真”的镜头里,被对象化和陌生化。最典型的当数石头的《女人50分钟》,作者自觉超然度外,遥远的“中国”在一个全知的旁观目光审视下,被浮光掠影般带过。影片呈现给观众的是走马观花式的速写,他(她)似乎只对异国情调的“风土人情”感兴趣。最矫情的是,影像叙事里时时流露出旅游观光者的少见多怪:山区农户的婚宴上,硕大的洗脸盆里盛满了粗菜淡饭;撑得肚儿溜圆的孩子,就地在宴席边撅着腚大便;凶险泥泞的乡村公路上,晃动中的摄影机猎奇地捕捉着封闭愚陋的“乡土中国”。这部影片被当作压轴好戏,放在最后放映。观众反应也最热烈,不断爆出刺耳的大笑和惊异的唏嘘。一位搞影视摄影专业的访问学者忍不住调侃道:“都是中国人,怎么跟看外星世界似的?” 国内舆论常批评电影到国外参展,往往夹杂意气之争,但内心其实很看重国际评价。年轻艺术家常抱怨国内没有独立制片和纪录片发行的顺畅渠道,严肃作品派不上用场,所以不如把脉电影节评委,投其所好。WwW.11665.cOM而欧美观众也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电影,特别是纪录片,一定要政治意识形态化。已经陈腐的“高压”、“封杀”、“反抗”等预设观念,一旦遇到中国电影就会启动,不能像看待一般纪录片那样心态平常,以艺术或其它综合标准考量。结果形成“地下的”中国电影一定有政治潜台词,目标是反抗“东方专制”的偏执。这种偏执有很长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中西文化碰撞中,不断以新的形态浮现地表,又慢慢沉积在大众集体无意识中。透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可以窥见西方人的中国想像。追溯好莱坞中国题材影片的历史,还会发现光影虚构的中国人竟千变万化,“真实中国”往往沦为看客的一厢情愿。 “黄种人”树立了东方题材样板 电影出现不久,有美国电影之父桂冠的格里菲斯,在完成里程碑之作——《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党同伐异》(intolerance,1916)之后,又拍了一部颇为成功的作品《凋谢的花朵或黄种人与女孩》(broken blossoms or 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1919)。这部默片在当时很轰动,许多电影史家把该片提升到美国电影第一部悲剧的高度。该片主人公中国人程宦,由白人演员巴特尔马斯扮演。化妆师为了让他看起来像亚洲人,用胶带把他的眼角吊起来,还让他表演时一直眯缝着眼睛,再加上厚厚的油彩,打造出一个委琐谄媚的中国佬形象。 格里菲斯的“黄种人”,为后来东方题材的影片树立了一个样板。以至在好莱坞黄金时代(1920年-1950年),电影化妆业竟出了手册,系统指导如何把白人演员扮成东方人。同时,还配套训练白人演员模仿带亚洲口音的台词。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好莱坞一般雇佣白人出演亚洲人主角。制片人自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观众不习惯在一部片子里,太长时间看东方演员表演”,或“东方演员不够专业,不能胜任主角”。因此,分配给亚洲演员的角色就剩下茶房、大厨、开洗衣店的或战争片中的疯狂敌兵。回顾当时的电影,会看到好莱坞大牌明星如路易斯·莱娜,在根据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7)中曾扮演中国农妇;约翰·韦恩扮演过蒙古可汗(《征服者》,the conqueror, 1956);马龙·白兰度出演了《秋月茶室》(the teahouse of the august moon,1956)中滑稽的日本翻译官佐佐木;而凯瑟琳·赫本则在《龙种》(dragon seed,1944)维肖维妙地扮成了中国抗日村妇。 很具讽刺意味,格里菲斯拍摄《凋谢的花朵》的动机,居然是为了扭转他倍受攻击的种族分子形象。《一个国家的诞生》激起了美国黑人和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当它是种族主义的宣言。格里菲斯在巨大的压力下,从一部英国流行小说《中国佬与孩子》(the chink and the child)里得到灵感,决心拍片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那时正值中国移民大量涌入伦敦limehouse老唐人街,英国人一下子意识到华人的存在,文学作品也关注起华人移民了。但《凋谢的花朵》又是个似是而非的故事,主人公程宦集西方人眼中的华人各种脸谱于一身:佛教徒、鸦片瘾君子、胆小怕事、阴柔妩媚的男人。他只身来到伦敦,幻想以佛教思想启蒙“充满暴力、野蛮的西方”世界。但事与愿违,严酷的现实使他消沉。恰在此时程宦邂逅饱受继父欺凌的白人女孩露茜,产生了不现实的浪漫幻想。虽然影片着力展现程宦的善良、温柔和正直,而非流行文学中华人的经典形象——没心肝的坏蛋,但也很难说就偏向“中国佬”一边。情节冲突起于程宦把昏迷的露茜抱上自己的睡床,对她精心照料,这远远超过了种族观念的底线。结果被一个白人撞见,其吃惊程度可想而知。残忍的继父得知后,疯了般追杀露茜和程宦。于是,电影史上经典的惊悚镜头——“衣橱惊魂”(closet scene)诞生了。露茜躲到衣橱里,继父的大斧将衣橱门一块块砸掉,门后的露茜像困兽般尖叫。虽是默片,却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结尾以中国佬饮弹自尽抵消了这段出格的恋情,观众无法接受的浪漫就此打住。其实,《凋谢的花朵》从一开始就不算爱情故事,女主角只是感动于中国人的柔情似水,却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侵犯”。而程宦的爱也不过是“纯精神的,连最恨他的人也这么说”(片尾字幕)。

  好莱坞将“黄祸”恐惧推向高潮 华人的暧昧形象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对“黄祸”(the yellow peril)的恐惧开始侵入西方大众的心理深处。影响深远的大众娱乐业好莱坞,更把它推向高潮。好莱坞持续几十年生产系列排华影片《福满州》(fu manchu),竟达数十部之多。美国电影文化研究领域有不少学者研究《福满州》与美国“反华”历史的关系。杰斯·内文斯在一篇《“黄祸”惊悚小说研究》中,认为“黄祸”的观念植根于美国社会出现华人移民的19世纪。19世纪50年代白人主流社会认为华人是身体、人种和社会的污染源,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把他们看成是吸食鸦片的变态者,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华人又成了臭苦力。只是从19世纪末开始,华人才开始被看作西方文明的“威胁”。但同时也夹杂了华人的一些“正面形象”,如头脑简单、朴实、感情用事的中国农民。当时在英美流行的东方题材小说中,曾对中国威胁论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被内文斯称为“黄祸小说”。这些小说的套路往往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博士为主角,阴谋策划毁灭西方的战乱;也有邪恶的中国巫师,还有唐人街的黑帮头子。其中,引发“黄祸”狂潮的作品,当数阿瑟·沃德的《神秘的福满州》(the mystery of fu manchu,1913年英国出版,在美国发行时改名为《阴险的福满州博士》)。这本书其实也没什么新花样,只不过集“黄祸”小说的情节套路于一身而已。由于电影不断翻拍,特别是众多好莱坞明星纷纷加盟,“福满州”这个智慧、邪恶的撒旦形象,遂成为大众神话的原型。其实,现在最新版的“福满州”早在种族寓意上大打折扣,但作为文学原型,“福满州”仍游荡在美国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中。 1949年后,伴随东西两大阵营降下意识形态冷战的铁幕,共产主义中国强硬的集体形象,取代了美国电影中阴险、狡诈的个体华人形象。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好莱坞的不同片厂,有的配合战时宣传,为战争打气,也有的反思战争的残酷和非正义性,推出了一系列朝鲜战争影片:《钢盔》《刀出鞘》《决不撤退》《蜀孤里桥之役》《沙场壮士赤子心》《战争中的男人》《刻不容缓》《猪排山》《满州候选人》《主席》等,加上电视片有40部之多。朝鲜战争片一方面继承“二战”历史片的叙事传统:场面恢弘、史诗风格、叙事张弛有序,以特技营造战争写实的效果。但同时也自成风格,如敌方永远被置于远景或背景之中,中国军队在冲突中总是“不在场的在场”,即没有近景,却总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逼近,更强化了恐怖、残忍的气氛。与好莱坞电影相映成趣的是,战争的另一方中国,也拍了十几部相关题材的影片。影响广泛的如《上甘岭》《奇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这些影片在处理敌方的叙事策略与好莱坞不谋而合,观众只看到模糊的美军形象。即使出现过短暂的美军近景,其形象也往往是滑稽、怪异、不中不洋,更像小丑。中国影片不渲染战争的恐怖,相反极力烘托革命浪漫气氛。显然,这类剧情片把宣传放在首位,不太注重写实。 华人形象变得正面 但无法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冷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年代美国迎来了亚洲移民大潮,华人进入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没有人再敢拍“福满州”式的中国人。传统好莱坞电影里中国人特有的神秘感和陌生感渐成过去。制片商在分配黑人角色的同时,也让影片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面孔。特别是21世纪好莱坞大举挺进中国市场,聘用华人明星可带来意想不到的票房。一方面在种族意识上,好莱坞片方在处理东方人形象时,变得谨小慎微,不敢出差错。另一方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却不那么收敛,策略上更花样翻新。按照印第安纳大学沃瑟斯特罗姆教授的说法,美国大众传媒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新版的妖魔化中国:善良美好的中国人与邪恶的中华帝国,即把中国人与他们的国家对立起来。1997年中美两国关系曾出现转机,美国保守势力恶意攻击主张对话的克林顿政府。在当年3月24日《国民评论》的封面上,克林顿被冠以“满州候选人”的头衔,还配上一幅漫画:克林顿夫妇长了一副亚洲人的脸,斜眼、包牙。好莱坞也在这一年推出三部反华影片《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布拉德·皮特主演)、《达赖的一生》(kundun)和《红色角落》(red corner,一部由李察·基尔出演的律师在北京身陷囹圄的故事),调调基本上是“坏政府,好人民”,所以拯救中国人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政治“民主化”或“西化”上。 沃瑟斯特罗姆得出结论,“黄祸”和“红祸”的幽灵从未被埋葬,新版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在中国形象的建构和重构过程中,美国华人与主流社会也有积极的互动。一方面华人移民奋斗成功,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华人形象也随之变得正面和积极了。另一方面,为力争进入主流社会,移民往往自觉内化为文化主流的思维模式,这时回望祖国,希望自己“神入”到旁观者的观察角度,中国在冷眼审视下变成一个有距离的陌生客体,而融入主流感也油然而生。这在北美经常举办的大小中国文化活动中,表现得很生动。如在“写真中国”纪录片双年展上,会感觉到有某种潜规则充斥着作品遴选和放映的全过程。展出的影片有相似的主题:中国人纯良、简单、向善,为基本的生存苦苦挣扎于水深火热。中国社会的压抑与个人的脆弱形成对照,无奈与希望苦涩地交织在一起。这既与北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也折射出复杂的政治格局和华人身份体认的复杂情感。银幕里陌生、荒芜、遥远的故乡,既唤起淡淡的乡愁,又见证着移民背井离乡的无奈。 “冷战”的幽灵仍在游荡,2007年7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的中文媒体上刊出一则广告,要求华人配合调查局举报中国间谍,这下激起了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响。他们感到深深的屈辱,纷纷在华文媒体上诉苦:无论你对美国如何忠诚,无论在此扎根多少代,肤色和人种都没法让华人变成真正的美国人。你出门时,路人会问你从哪国来,中美关系紧张时,你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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