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书》的原创性看现行哲学分科的弊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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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现行哲学分科体制下能否产生《论文联盟http://大同书》这样的作品 我不是研究康有为的专家,这里也不是要发表关于康有为研究的专业成果。因为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中、西、马对话,并且规定要从中国哲学角度谈问题,所以我选取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一个思想个案,想借以审视中国现行哲学分科体制的问题。 学术总要分科,自古皆然。哲学作为一个大的学科门类还要细分,亦无可厚非。甚至任何一种分科方案都难免有其局限,这也可以接受。但把一种特定的学科划分长期固定下来,变成一种体制,即变成安排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配置各种学术权力和资源、监管和评价所有学者的作为、规划和运作整体学科发展的制度框架,就会使其局限不断累积和放大,并最终导致严重弊端。目前我国的哲学分科体制就到了这种积弊深重、非改不可的地步。 我们这些学者都是现行哲学分科体制的局中人,但南海康先生不是。他开始撰写《大同书》时,中国的大学还处在萌动状态,更谈不上隶属于大学制度中的哲学学科。那时,甚至连哲学这个名称都还在试用之中。 百余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学科制度已臻完备,哲学被视为若干一级学科之一,其下又分为八个二级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又称自然辩证法)、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这是一个分类标准混乱⑥但实践意图清楚的分科体系。按照这一体系,康有为的学说,特别是其大同思想被放到哲学学科,具体属于中国哲学,再细分的话属于近代中国哲学。www.11665.Com这种学科归属恐怕是康有为本人不会料想到的。 不过,我想跟各位专家交流的不是上面这些,而是下面这种设想:如果今天再出现类似《大同书》这样的作品,在现行八个哲学二级学科中,哪个学科可能认可它?或者说,在目前八个哲学二级学科中,哪个学科会允许产生《大同书》这样的思想作品? 二、作为原创思想作品的《大同书》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先确认《大同书》的学术特质,即:《大同书》是一部原创思想作品。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第七章康南海之哲学中说: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藉,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瘖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当然,学者们并不同意梁启超的夸张之辞,仍然辨析出了《大同书》的理论渊源。如钱穆认为: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为墨子之兼爱无等,又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 又如张汝伦认为:康有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受到儒家大同思想、佛教以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了他的大同学说的基本框架,即所谓‘手定大同之制’,以后逐渐成书,并根据他后来游历欧美的经历,和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了解,不断修改完善,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虽然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虽然我们还无法辨别究竟是哪些社会主义思想),但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仍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即使他对《礼运》等传统资源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这些传统资源对他毫无影响的结论。梁启超说康有为在著《大同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恐怕是言过其实。 在承认《大同书》有其理论渊源的前提下,再认可其为原创思想作品,这样就比较令人信服了。也借用张汝伦的说法:康有为虽然从未使用过‘社会主义’的字样,但他却可说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以‘大同’一词来指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但他的大同学说却不是古代大同思想的翻版,而是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先声。……《大同书》不是《礼运》或《昨梦录》之类古代大同思想的余绪,而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也可能是唯一一部社会主义(乌托邦)著作。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们认真对待这部著作。 萧公权的评价是:他足可称为中国第一个乌托邦作者,他的大胆设想足令他与其他国家的伟大乌托邦思想家并驾齐驱。他有意无意借自前人,但他所借者融合得十分彻底,合之以极多的想象,遂成其独创的思想,他创造了‘一个新理想’,因此他可自称为中国最伟大的乌托邦思想家,与西方杰出的乌托邦主义者匹敌。 马洪林的评价是:这个大同思想体系是中国有史以来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最空想、最杰出、最详尽的乌托邦思想,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也是全世界人民灾难深重的曲折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可以说康氏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进步文化追求理想社会的映像。因此,《大同书》不仅是属于中国,也是属于全世界的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据《大同书》编校专家介绍,该书在1926年用德文出版,1928年被译成英文,易名为《中国之魂》。1958年,伦敦出版了汤普森翻译的《大同书》英文本,题名是《大同书:康有为一个世界的哲学》,译者称该书是西方和东方古今一切著作中最杰出的一部分。1974年,西德出版了《康有为(大同书)》德文本。1983年,日本出版了《大同书》节译本。 中国近代以来的原创性思想作品凤毛麟角,而有《大同书》这般成就和影响者真不知还可以列出哪些。 三、《大同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其特定的政治含义,这自不待言。但若就这个短语释文而言,南海康先生的《大同书》倒也切近。首先,《大同书》无疑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像共产主义那样超社会主义的,是关于全人类的终极理想的。其次,《大同书》是中国特色的,这是中国人在遭遇西方强势冲击后所独创的一套社会主义学说,甚至是唯一的一套由中国人原创的社会主义学说。再次,《大同书》是理论体系。 按今天的学术标准,康有为的《大同书》无论如何是不得了的科研成果,但他当年居然硬是秘而不宣。他的理由是:生当乱世,不能骤逾级超,进而至太平。若未至其时,强行大同,强行公产,则道路未通,风俗未善,人种未良,且贻大害。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也。 对此,梁启超也说: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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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最得意的弟子都不能理解的事情,其他人就更难理解了。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信心十足地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论文联盟http://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又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时过境迁。在强制推行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灾难,遭遇到苏东剧变的冲击后,中国共产党定位这个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并把这种全新的治国理念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抚今追昔,我们是否能够多少领悟一点康有为当年对自己大同思想之实践后果的恐惧呢? 四、突破现行的范式,重新理解《大同书》 1955年,李泽厚对《大同书》是这样评价的:‘大同’空想是比较彻底的反封建呼声,而并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实际上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导向资本主义;《大同书》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渴望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欢乐颂。这算是从现行的范式对《大同书》的最好评价了,可是其主要判断都不符合《大同书》观点的基本事实。康有为在书中明确主张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这其中哪有什么反封建却不批资本主义、不导向社会主义而导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呢?康有为所探讨的东西完全属于另外一套范式。 后来有代表性的哲学史教科书的评价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是当时的先进思想,但是这种理想不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上,因而它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一种空想。……他认为,只要实行‘均产’,就可消除贫富差别;只要‘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就能使有产者放弃私有财产。这些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这段话一方面把康有为的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又提到康有为想使有产者放弃私有财产,这显然是一种逻辑错乱的评论。 本来,现行的范式也有其所长,也有助于见其他范式所不能见,但这种范式一旦被庸俗化、教条化、政治意识形态化后,其遮蔽的东西远多于其揭示的东西。如果固守这样的范式去分析、评论《大同书》,这部经典之作的丰富理论内涵和精神价值就不可能被真正认识到。 至少说来,《大同书》是在中国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进程之后中国人原创的关于人类未来前景的唯一一套系统理论观点。这让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大同书》另眼相看并倍加珍视。至于它究竟具有哪些尚待重新认识、发掘的东西,那只有在我们研究之后才知道。 五、从《大同书》看现行哲学分科体制的弊端 康有为的《大同书》被放在现行哲学分科中的中国近代哲学门类,是哲学中的历史学科所裁量的对象,而不是哲学中的理论学科所阐发的对象。这是颇有深意的制度安排,尽管不是某个人蓄意所为。 在现行哲学分科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理论学科,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不断发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学科都属于历史学科,其中的各种理论只具有史料的价值,只具有资源的价值,而不具有独立发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并且,按照这两个学科的体制本分,它们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都必须服务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在剩下的学科中,科学技术哲学按其体制本分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起作用的领域,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起作用的领域,美学是在艺术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保证,宗教学是在宗教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保证,逻辑学属于工具性学科。 当《大同书》这样的原创性思想作品落入这种学科框架后,它的独立的理论生命就终止了,或者说至少被冻结起来了。其他既往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品也有同样的体制命运。所以,即使像正统儒学这样树大根深的思想传统,要挣脱体制束缚而谋求进一步的独立发展。也无比困难,至于《大同书》这样一无依傍的孤立理论体系,要展现其当代价值,就难上加难了。 这种学科体制已经变成了学者们的集体无意识。大家都在这种体制中乐此不疲地工作着,即使有时愤愤不平,也是体制内的相互龃龉。 尽管这些年来,在哲学各二级学科中都正在苏醒着一种学术主体性,出现了一种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而各自发掘学术资源、开辟理论空间的态势,但愈是这样,愈是显出了现行分科体制的弊端,以及这种体制对哲学学术所造成的扭曲。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来说,任何资源的发掘和理论的发展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必须是与时俱进地符合最新政治需要的,否则就不具有政治和学术的正当性。这就注定了这个学科的研究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或者是对当下政治需要的附和。在中国哲学学科,学者们固然可以比过去更加大胆地阐发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甚至可以激发起一股继绝学、开太平的学术与政治豪情,但这个学科的体制定势使得其中的研究早已习惯了面对历史的文本,最多做到借古讽今。这种做法甚至被许多学者不自觉地视为理所当然,好像做中国哲学无非就是这样。外国哲学自然以研究外国古今哲学文本为职分,即使有所主张,那也不过或者作研究对象的代言者,或者在研究对象的诠释上勉力出新。其他二级学科的情况类似。这种由现行哲学分科体制所培育起来的学科意识和运思模式严重损害了当代中国哲学学者正常、健康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 如今,人们要么热炒西方时尚,要么一头扎进各种原教旨,而像《大同书》这样敢于自任天命、自创新说的作品则备受冷落。这绝不是作品本身不够好,而是当今哲学学术的口味集体出了问题。 六、现行哲学分科体制对哲学思想创作的束缚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已经写就的作品,现行哲学分科体制不管怎样对待它,总要给它一个位置。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还希望和指望中国哲学界、思想界再创作出类似《大同书》这样分量的思想作品的话,那么,这种希望和指望能否在现行哲学分科体制中得到落实?或者说,在现行的哲学八个二级学科中,有没有或有哪些学科首先是鼓励思想创作的,其次是有愿望进行思想创作的,然后是有能力进行思想创作的?退一步讲,即便体制内的这些学科既不鼓励,也无意愿,更无能力进行思想创作,如果体制外出现了一部《大同书》式的佳构,这些学科能够接受或容忍它吗? 换个问法。这个会议叫专家论坛。我想大家多半都是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请问: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或硕士点在千方百计鼓励学生去进行哲学创作?在规划生产《大同书》式的思想作品?据我所知,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顾名思义,一定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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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因此,研究生必须撰写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历史发展、中外最新理论动态和现实政治相关的论文。至于这些论文中能否出现《大同书》一类原创性的思想作品,从来不是本学科的关切所在。 外国哲学,其中主要是西方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外国的哲学文本为对象。不管是古老的文本还是时新的文本,翻译、介绍、评述、阐释是这个学科研究的正道。研究生的论文或者做人头,或者做流派,或者做时期,或者做国别,或者做领域,或者做专题,或者做比较,总之以既有的文本为对象。如果在这个学科中,竟然有学生就是要创作《大同书》这样的思想作品,那他在论文的开题报告中会遭到当头一棒;就算扛过去了,等到论文外审时,也不知道会被哪个同行专家理由十足地枪毙掉;就算躲过去了,答辩一关肯定无法通过。外国哲学这个专业规定清楚了它的职责和工作模式,它没有从事思想创作的任务和必要。 再看中国哲学。在座有不少中国哲学专家,有些更是在国学研究所之类机构工作。请问:诸位是否把创作《大同书》式的思想作品作为自己和学生的基本任务之一?我猜回答会是否定的,至少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是,则跟中国哲学,特别是国学研究脱节;如果不是,好像还得给出说得过去的理由。根据我本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有限了解,这种尴尬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个学科中,不乏创新的冲动和热情,但一旦说到创新,就得首先找到坚实的依傍,儒家、道家、佛家,理学、心学、实学,总得靠着哪一家、哪种学,就算传统的门派都不靠,至少也得有一种强大的西方理论做支撑,如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自由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否则,像康有为那样,明明也利用了一些资源,却偏偏标榜无所凭藉,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这样做出来的科研成果,是肯定不会被同行认可的。 其他学科呢?如果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从业人员写出了《大同书》那样的作品,大家一定认为这个人改行做马哲了,似乎马哲出这种不伦不类成果的几率还大些。如果伦理学的学者或研究生写出了《大同书》式的专著,大家最多承认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跟本学科的关系反而不大,因为它不是德性伦理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中的任何一种,也看不出跟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类的思潮有什么关联,甚至连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都扯不上边。至于美学,显然不可能有哪一个博士、硕士点会为提交《大同书》这样论文的人授予本专业的学位。宗教学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法定的宗教外,难道还可以自创新教吗?怎么可能把一种具有新宗教色彩的思想作品接纳到本学科来呢?这不是惹火烧身吗?逻辑学可能最无动无衷,如果康有为不是提交《大同书》而是提交那套斯宾诺莎式的用几何学方式写作的《实理公法全书》,兴许还可能被瞄上一眼,但学位肯定是拿不到的。这也怪不了逻辑学。 现行哲学分科体制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散落体制外的零星的哲学作家们则由于缺乏专业条件,创作质量难以尽如人意,虽往往不无创作《大同书》式作品的雄心,但可惜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才气和实力,其辛苦劳作常常只有自娱自乐的价值,甚或沦为体制内专家的笑柄。 不管怎样,这就是中国哲学工作的现状:有着数以万计从业人员、年产论文数以万篇的专业队伍,拥有康有为时代不能比拟的研究条件,却不仅没有产生出第二部像《大同书》那样品质的思想作品,而且集体无意识地压制和拒斥着类似的思想创造。试问,在《大同书》完稿以来的一百余年间,特别是在有了现行分科体制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学界有几部著作在思想的深度、广度、原创性程度、视野、胸襟、跟当代生活的关切度和不朽性等方面堪比《大同书》?为什么这个民族的哲学智慧会被体制性地消磨掉,而不能用于持续不断的建树和创新?这种现状和这些问题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我们陷溺于这样的分科体制太久,久到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习惯于思想的净进口和零出口;只要一提到出口,下意识地就想到倒卖文物和古董;而一提到本土化,就不由得要回头去看,并忍心让老几十辈的前人披挂上阵,自己则躲在其后甘作喽罗,虚张声势。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不能生产思想?不能让思想生产像在西方诸思想大国那样保持为一种正常的状态,使江山代有才人出?为什么康有为在那样一个时代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自创一套哲学,且真的写出了《大同书》那样的不朽杰作,而今反而不准、不能、不愿?七、改革指向:伸张三个研究向度,解放哲学理论思维 必须改革把哲学分为八个二级学科的现行体制,把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理论思维和思想创造力解放出来。只有这样,产生《大同书》式的原创性思想作品才是可以期待的事情,中国才可能出活着的哲学家,这些人也才可能用自己的名义去跟同时代强势国家的哲学家对话、抗辩和沟通,而不至于总是让孔子、老子去跟人家一茬又一茬的活人对话。 哲学按其当代政治角色可以分为现行八个二级学科,但按其学术本性却不应该受制于任何学科畛域,它应当在一切可以理知的领域里通行无碍。 哲学是最自由的学问,也是最规范的学问。它包含三个向度:文本向度、问题向度和学理向度。 文本向度是我们最熟悉的。在现行八个二级学科中,哲学主要意味着解读文本、梳理文本、绍述文本、诠释文本、阐发文本。文本向度固然是哲学的一个基本向度,却不是唯一向度,甚至不是主要向度。文本向度只是哲学的历史向度,是哲学的过去时态。文本对哲学活动起学科规训、理路借鉴和思想给养的作用。这就像《回顾》、《礼运》、《公羊春秋》等对《大同书》的作用一样。 问题向度似乎也是我们熟悉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可是,现行分科体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定理论联系当下法定政治需要的实际。在其本真的意义上,哲学的问题向度所指的是哲学家以自己的哲学去面对和回应现实问题。这是哲学的实践向度,也是哲学的现在时态。康有为通过《大同书》所表达的就是他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 学理向度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但实际上却是我们最生疏的。自从我们共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不觉得还有什么学理需要去探求了。或者,只要我们找到了各自可以寄托生涯的主义,不管它是老祖宗的还是外来的,也就可以不必辛苦地再去亲自探究什么了。然而,学理才是哲学的根本,才是哲学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最实在的东西。学理就是纯粹的道理,不管形诸什么样的文本,也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会成立,都会起作用。哲学学理就是这种纯粹道理的道理。学理向度是哲学的本质向度,是哲学的将来时态。哲学劳作始终以探寻新的学理为目的,是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理论学术凹;而新的学理以及新的学理所表达的意义始终在哲学理论活动的将来。一种哲学发现了新的学理,就等于找到了自己的魂魄。一种失魂落魄的哲学不过是理智世界的行尸走肉。《大同书》之所以可以位列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文本的学问、问题的关怀,而且讲出了一套关于人类大同的道理,其中许多是只有中国人才讲得出的道理,并且至今仍然言之成理,——这是真正的理论学术。 哲学的理论成果而非一般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哲学学科的终端产品。不出理论成果的哲学,好比一棵光开花不结果的果树,好比一头草不少吃却挤不出奶的奶牛,好比一片只见耕耘不见收成的田野,好比一条机器轰鸣但没有成品下线的生产流水线。 哲学理论思维是全部理论思维的基础。没有一个哲学贫困的民族会在别的学科上出现真正的理论创新,而没有理论创新的民族在如今的全球化体系中最多只能成为理论生产大国的附属实验基地、制作车间与倾销市场。没有能力从事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可怜的,而有理论思维能力却自限甚至自残其能力的民族则是可悲的。 现行的哲学分科体制限制哲学学者自主地去面对现实问题,压制新原理的探求和新哲学的创发,就学科内部影响而言,也反过论文联盟http://来局限了哲学文本研究的水准和成就,而就学科外部影响而言,更贻误了我们民族整体理论思维的发育和成长。这使得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理论跟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都处于启动不久的发展中状态。只有改革这种体制,哲学的三个向度才能逐步伸张开来,才能有助于形成思想活动的宽广空间和健康氛围,新的《大同书》才可能从中产生出来——尽管还需要其他条件。只有这样,一个崛起的中国才会有崛起的理论思维为之导航、与之匹配。 让我们始终铭记恩格斯的教导: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也让我们永远不忘高清海先生的遗言: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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