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论文朝鲜半岛古分三国,称百济、新罗、高句丽,后统一名称高丽,时在我国的唐朝。以后称朝鲜,时在我国的明清。迄今五百年前朝鲜世宗大王发明了朝鲜拼音文字,以此推广,语文合一,才结束了历史上书写达意全部借用汉文的传统。所以在日本有比较著名的古典文学,在朝鲜则较为鲜见(印在钞票上的理学家李退溪、柳成龙身前都用汉文写作)。近现代遭遇外侮,战争关系,朝鲜的文学名家也还不多为外国人知晓。不过朝鲜的山水形胜、民族风物特色尤其歌舞艺术则早已腾播世界,尤其为东方人所稔熟。早在我国宋代,苏东坡就由衷感叹“愿生高丽国,一见金刚山。”高丽时代以降,僧俗事业与中国交往都可称密切,现在留下胜迹,不乏有关中国的神奇传说。朝鲜人有才,唐代有名的《讨黄巢檄》一文就出自朝鲜籍文士崔致远的手笔。现在釜山海云台畔还塑着他的纪念像,拓刻的书法真迹也苍劲秀润。由于这种衣钵传承的关系,韩国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可说不输日本,尽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足足有四十年的完全隔绝,彼此不通消息。但从香港尤其台湾,仍能延聘教师学者,交流汉学,不绝薪火。中文系在大学也一直保留。近二十年来突飞猛进,学习汉语转向中国大陆,据在韩使馆参赞说,年平均在中国大陆留学生保持在六万人左右,超过日本,为外国生源之首,身在韩国学习汉语者更不计其数。这自然和中国成为韩国第一经贸国有绝大关系。另外的历史原因也不可忽视,韩语中有大量汉语词汇,虽然语法同日语相近,为宾语前置型,但毕竟学习起来,汉语可资记忆,亦为亲切。缘此我于2005年秋季学期以访问教授身份被邀到韩国,在汉城(新名首尔,英文seoul)东国大学中文系执教一年。wWw.11665.coM东国大学是一所百年历史的综合型大学,位处首尔中心,被唱入国歌的南山山簏,著名的标志性建筑汉城塔下。东大学生总数四万名左右,校园面积不过相当于我们国内一处师专或教育学院,然而中文系学生却令我震惊,正式在册二百余人(尚不包括研究生),前来旁听选课者更多。川大中文系年招人数也不过百余,试想一个外国的中文系,年招二百余人,是什么概念。此篇介绍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何繁哓以上一通,实乃不可或缺背景材料,西哲“一切历史皆现代史”,由此方可见韩人之热心中国语文研习之心态也。东大学生虽多,但正式教师(tenninal)仅五人,都是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取得硕博士学位的归国者,其中二位致力唐宋文学,一位现代汉语,一位古文字学,一位与我同行:中国现、当代文学。余缺的教席统由短期向外招聘。那位我的同行金良守教授,身形高壮,笑容可掬,精通汉英日三种外语,每年都要到中国参加数次学术研讨会议,是韩国有名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他向学生讲解鲁迅、郁达夫、张爱玲、钱钟书的同时,还介绍我国当前的青年作家,如卫慧、绵绵、朱文近、周洁茹等,以至所谓“80后”的韩寒、郭敬明、许嘉、春树、张悦然等。有的更令我耳生得紧,一天路遇我问他翻译什么,他说郭新(音)的小说作品。我对青年作家的熟悉程度仅止于毕飞宇,所以他弄的那些选题,我无从具体讨论,只有保持微笑与尊重而已。由此可见韩国学者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关注的范畴。先锋小说家格非作为访问学者年前到韩国延世大学居停一年,金先生与他也有交流与合作。期末首场大雪,我与金教授有一次学术长谈,主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着重讨论东亚家庭伦理道德题材,这时候金教授的兴趣似乎转向于影视创作,尤其是韩中、韩日有关伦常关系的影视创作的比较研究。作为韩国当前文化代表的影视“韩流”眼下正席卷邻国。第二学期正值金教授轮休,他就去了日本访学,为他韩中日三国影视比较研究专题著作收集素材。他留下的课程,由我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徐亮教授分担。我在韩期间共参加了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2005年11月l9日,于韩国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研讨会”。这次与会代表嘉宾来自韩、中、日、澳(大利亚)、美等国。我初与会不仅满腹犹夷,想鲁迅研究在韩国能有多大市场呢?想我们在韩教学的教师所收到的请柬,不过是有邀约去捧场充数的意思吧。那天我与浙大的徐亮、南京大学的汪正龙、清华大学的杨民等同事进入会场,未料人头攒动,业已济济一堂,就险些没找到座位。能容载二百来人的电教室座无虚席。来自韩国各阶层行业的听众与发言者不禁更令我们大跌眼镜,因在韩国鲁迅研究不仅不清冷,反而大有“显学”之势。好几位资深发言者都阐述,80年代的反朴正熙独裁统治运动,他们能身先士卒,甚至锒铛入狱,为民主做登高呼,就是因为受到鲁迅思想的激励,至今鲁迅著作仍是韩国人争取民主自由,清涤社会阴暗的宝鉴与指针。有一位长发男士,据说是韩国绘画艺术界颇有名的代表,言间甚至起立激呼鲁迅精神不死。另一位著名的西方哲学译介者则以鲁迅思想为据长时间抨击韩国的现实问题。虽然语言或要经过翻译,但从他们的发言激情状与内容感受,让人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似乎是我们自小学习并景崇鲁迅作品队伍中的一员。这次与会的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人士,中国方面代表是鲁迅研究所所长孙郁先生;韩国方面是前汉阳大学教授、韩国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宿李泳禧先生;日本方面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领军人物木山英雄先生(他研究周氏兄弟的专著近年在中国畅销);另外美国人、执教于澳大利亚的寇志明(原名kowallis)教授,是当前以非母语的汉语直接研究写作的代表型学者,他的一口标准京味普通话透露了他对中国的体熟与醉心程度。我想这同上一代著名的外籍中国文学学者马悦然教授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吧。著名学者的发言与演讲当然是会场关注的中心,他们的精辟见解与高论的确也为会议增添了不少含金量。遗憾会场的传译不懂日语,所以木山英雄老先生的演讲不得已使用中文。许多外国的学者精通中文,但口语独非后天之功,像我的韩国同事金教授与我交流就要借助手语与第三国语,表情远比语汇丰富。许多人期待的木山英雄的演讲,无疑成了“天书”,连他自己也难为情地一再抱歉。会间休息时,我上前请木山英雄签名,看得出来,他使用笔远比用口表达流畅。韩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例行现场传译,主题发言者之后,是专门安排的讨论者上台就有关问题讨论与质疑,所以有关鲁迅思想与社会人生问题得到热烈响应,自动登台者不绝,会议主持不得不限制时间与人数。金教授在这次会上了做鲁迅与铜版画讨论发言,他的中文论文事前向我们同校中国老师征求过意见,经过反复磋磨修改,改动主要是在语法表述上。他与人商榷的文章并不长,凡二三千字,但用心良苦,一丝不苟,可见他们做学问的认真与执着。这次学术会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韩国著名学者李泳禧先生,他的论文题目《试论一个问题——对鲁迅著作中没有朝鲜(韩国)之意义的考察》,先生用韩文宣读,但人手一份的译成中文的论文使我们丝毫不感到理解的困难。李先生从韩国人的立场提出问题,是一个从前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对于有考据癖的我,尤其吸引。论文开宗明义,提出:“本文针对鲁迅(1881——1936)多年来的许多著作、作品、发言中一点也没提到与当时的中国一起共患民族悲运的朝鲜民族这一事实,随意试论了自己平时怀有的一些疑问。”文章通过五个方面阐述观点,时代背景例述与比较占了较大篇幅。谈起缘起,李先生自述是一次赴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在此某一私人谈话中偶然听到有人随便地提到:鲁迅的作品中好像没有涉及到韩鲜和朝鲜民族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会议期间谁也未曾表示过关心,甚至根本没有人提及这个问题。我作为那个学会的非专业人员能够参会感到荣幸,对那个谁都不太关心的问题认真地想了许多,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真不亚于对鲁迅文学本身的关心。”应该理解作为一个韩国人的李先生的心情。

  李先生比较耿直,似乎是为了引起除他之外更多人的注意,从而找到答案,他在文中不免语走偏锋,言辞激烈,因为鲁迅文章不涉及朝鲜,连当时震动世界的有关朝鲜人攻击日本侵占者的大事(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及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掷弹炸死日本将领的壮举等)“漠不关心”,甚至怀疑到鲁迅思想(主要是“懂得愤怒,懂得毅然起来反抗的精神”)的真诚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以说鲁迅的哲学与文明观是自我矛盾的。”“甚至推测会认为朝鲜民族是彻底的劣等民族。”李先生据此得出自己的推论,认为鲁迅长期留学日本,受到尼采思想影响,同时持有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nihilism)观点,否定中华民族以至中国文化(引李原文:“认为是无能的,反进化的存在”),继而对于邻国朝鲜,也持同“日本人对朝鲜民族的顽固偏见。”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揣测,李先生列举了朝鲜近现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李光洙为例,李光洙年少鲁迅九岁,却同鲁迅有大致相同的经历,显然受到鲁迅思想“民族改造论”影响,有“朝鲜的鲁迅”之称。但这个人后来流亡到中国,不两年对自己民族彻底失去信心的他“在日本的保护下回国,开始编写和宣扬《民族改造论》(1922年)。”李先生由此得出鲁迅与李光洙思想大体一致,“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限于篇幅,对李先生这篇比较尖锐的有着强烈个人色彩的问题文章不能详引,不过大体概述了他的见解。而这篇论文一经宣读,全场哑然,竟没有一个主动上台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中国孙郁先生在内的著名学者,也都持沉默态度(也许是猝不及防,也许是客气礼貌吧)。会议很快转入另一个议题。午饭席间我恰与李泳禧先生对坐。韩式餐厅人皆席地盘腿而坐,腿有病疾的约七十开外高龄的老先生行动似有不便,多亏有他夫人从旁协助。看得出来,先生脸上仍有着一隅落寞的神色,同他文章中所讲一样,似乎没有人关心他提出的问题(或许觉得并不重要,或许并不了解)。他独自思索。我对他的论文虽然关心而且也有兴趣,但其时并不能回答他的问题,甚至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既然不能回答,也就失去了与他讨论或向他请教的前提,为了表示尊重,我只好不去打扰他,用饭间,仅以客气礼貌的态度双方小作寒暄。但李先生这篇文章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对于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有理由要加以研究或澄清,对于中国本土学者,也未必没有启迪与研究价值。我小心保留好了李先生的论文打印稿(在韩国,论文一经公开宣读即为“发表”)。在韩我手边无书,虽然想就先生提出的问题追查一下,看鲁迅是否真的语不涉朝鲜,但直到本月上旬回到国内,才拨出时间将鲁迅全集翻了翻。鲁迅文章煌煌十多大卷总有近千万字吧,如果都输入电脑,在电脑上发出一个搜检指令即可立获答案,但遗憾这个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我几日来的翻检并不彻底,加之手中全集此前还被胞弟借失几本,一时不能凑齐。加之今年天气酷热,镇日有如桑那浴,这个工作做得并不细致。即便如此,我也高兴地发现,其实鲁迅文章并非一点不涉及朝鲜,李泳禧先生的说法并不确切。他在中国听到的“好像鲁迅没有涉及到”云云,也仅仅是“好像,”信口漫语而已。据我的翻阅发现,鲁迅语涉朝鲜有以下几处:一,《灯下漫笔》有:“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以上这段可证明,鲁迅并不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劣种”(众所周知他只是攻击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同时语及“高丽”,当然也并不歧视朝鲜人。反而对于故意赞美其实是宁愿亚洲这些国家永远守旧而不要改革者,鲁迅表示了他强烈的憎恶。二,《译者序二》(见载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10)有:“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考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诚然自己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是足够教人害怕了。”以上一段无可辩驳地表明,鲁迅反对侵略战争,不仅明确反对日本吞并朝鲜,就是对于中国人意识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愚昧思想,也迎头予以痛击的。三,《〈狭的笼〉译者附记》里有:“日英是同盟国,兄弟似的情分,既然被逐于英,自然也一定被逐于日的;但这一回却添上了辱骂与殴打。也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与鲜血一样,埃罗先珂也遗下东西来,这就是他的创作集,一是《天明前的歌》,二是《最后之叹息》”。以上一段虽然没有朝鲜字样,但第一句据鲁迅全集注:“一九○二年日、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及与沙皇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缔结了反俄的军事同盟。”(见全集10第2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也算是语涉朝鲜吧。四,《〈苦闷的象征〉引言》有:“大约因为重病之故吧,曾经割去一足,然而尚能游历美国,赴朝鲜;平居则专心学问,所著作很不少。”这也是提及朝鲜一例,至少说明鲁迅心里眼里都有着朝鲜。而并非“一点也没有”“没有涉及到”。鲁迅为什么没有专题探讨朝鲜的文章,以及为什么身边发生有关朝鲜民族的大事并不直接见载日记书信(恕我还没有细查,暂循李先生原意),我并不是鲁迅问题专家,非学力所逮,暂不能解释。但我想,一则没有直接写入文章,不等于寻常没有关注并谈论到。二则鲁迅并没去过朝鲜,兴许并不大了解或来不及了解朝鲜方面的事情。他早年与周作人选的《域外小说集》没有收入朝鲜小说,可能是限于日文与德文的传译的局限,他并不认识韩文,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何况鲁迅只活了五十多岁。

  不过就上边我检索出的有关朝鲜的吉光片羽,也可直接说明,鲁迅心里有朝鲜,并丝毫没有小视朝鲜民族。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那一讲中批评道:“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这里也可反证,朝鲜民族并不在鲁迅所批评的枚举中,故而李泳禧先生有关鲁迅“有意忽视”“漠视”朝鲜甚至等同日本立场的怀疑显然也是不真实的。这篇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就应该就此打住了,但似乎还有必要探讨几句有关鲁迅的“亲日”倾向,李先生注意到“当鲁迅听到日本的社会主义抵抗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的消息以后,马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悼文。”应该说鲁迅在日本留学九年,熟悉那儿的一切,说没有感情那是谁也不相信的。他有的语言中提及日本有时的确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例如他说“我以为,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常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俨日本研究”之外》)类似的话即使在今天由谁公开发表,可能也要遭到至少网友们众声呵斥,甚至人格侮辱与恐吓。移居台湾的苏雪林教授曾指责鲁迅“住在日租界,出则至内山,病则招日医。”其实这些都不足为患。亲近日本文化并不等于亲近日本的侵略思想与行径,这种有事实依据的简单道理,已不需辩论。鲁迅倡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与引进先进思想的方法。他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闻小林同志之死》)“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的文明,害得一切僵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命运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将旧中国以及旧文明彻底否定,譬为“人肉的筵宴”,显然有“文化偏至”的理由,因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灯下漫笔》)不破不立,我们理解鲁迅的深刻偏激,同时也并不因为他的彻底否定,就做出将洗澡水与孩子一块儿倒掉的蠢事。毕竟他写的只是“杂文”(允许偏激与夸张)。鲁迅在韩国影响非常大,以至波及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以韩文印行量最大的近年当数余华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前者据说印了将近二十万册。这在仅有四千七百万人的韩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奇迹。我曾问过所教班上学生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经过思考的简单回答,即,感觉像是鲁迅小说的文笔。当然这一影响也有某些局限性,即韩国所引进与翻译的作品侧重为我国写实主义暴露批判的文学。其实我国古今的抒情文艺未必没有批判文艺优秀。而在认识上,也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中国真像坟场与地狱。常有游北京青岛上海回来的学生向人惊叹:呵,中国原来如此!韩国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题目林林总总,多如繁星。有一次某韩国女教授听说我是中国四川人,高兴地告诉我,在汉阳大学有一个四川文化研究会,欢迎我去参加。可惜我余时不多,来不及去。我曾到京畿道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与二千年传统模式决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分论四个方面:1、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要与传统样式说“拜拜”(bye bye);2、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家;3、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解放了女性作家;4、新文学的题材大大拓展,写作者队伍得到空前繁荣与壮大。从事文艺学的国内某教授看了我的题目不肯认同第二点,他说我国也有老庄墨子陶渊明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我微笑请他注意我“前所未有”四个字的定语。正如鲁迅之为鲁迅,那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我想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称为新文学的命脉所在吧。这一篇小文,远不足介绍韩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以个人之力,抛砖引玉而已。但愿韩国同行特别是著名前辈学者李泳禧先生看到并予以批评指正。

本文由小梁论文发布于文学论文,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论文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