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

  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的论文 [摘要]汉语“是”集“本在”、“存在”、“在者”三义于一身:本在语义体现为“准则”“常道”,存在语义体现为系词的“断真”,在者语义体现为近指代词“这”“此”。汉语的存在观念是从时间观念发展出来的:“是”是由“时”分化而来的,甲骨文的“时”是后起的“是”的源头。 [关键词]是;时;时间;存在;此在;判断 近年来,英语系词to be和德语系词sein成为我国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焦点。这是因为,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being[1]意义的探索史。 目前,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怎样用汉语来对译这个概念?是译作“是”、还是“有”或“在”?这是因为西语to be具有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意义分别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2]而我们之所以产生翻译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汉语“是”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界还不曾发问过:汉语系词“是”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词源如何?它与汉民族的原初形而上学存在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确定汉语系词本身的性质,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原初存在观念,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是”与“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考察结果一样,汉民族最初对存在的领悟也是与时间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如上所说,西语系词to be同时含有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本在、存在、在者的意义。wWW.11665.coM我们尚未清楚意识到的是,我们之所以可用“是”来对译to be,是因为汉语“是”本身具有与之大致相应的语义语法功能。现代汉语语法意义上的判断词“是”,在古代汉语中曾将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观念本在、存在、在者包容于一身。[3]但是,如果我们粗浅地打量一下汉民族“是”概念产生的历史,就会感到它似乎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些不相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没有“是”字,“是”大约是在周代初期才出现的。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观念,这个原初的存在观念必定成为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源;反映这一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必定是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词,它不会象一般词汇那样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倐忽生灭,而会象古希腊语的einai[4]一样,虽然可以有不同形态,可以有变化发展,但永远是这个语言不可或离的基本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汉语中这般性质的“是”怎么会是一个后起词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汉字”跟“汉语”的区别和关联。汉字是非常独特的文字,由于它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其字义。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虽然很容易误导人,使我们把文字与语言混淆起来,而忘记了语言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语音;但另一方面,汉字的形旁却又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隐隐透露着汉语的原初秘密。如果我们一方面摈除文字符号的干扰,透过语音直接把握语言符号的实质,另一方面也顺着汉字形旁透露的信息进行探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秘密: 汉语“是”作为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确实是汉民族最古老的观念;“是”作为一个词,也并非后起词,而是一个最原始的词,只不过它最早的文字符号为“时”,而不是“是”。“是”虽不见于甲骨文,“时”却是甲骨文就有的文字,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是”与“时”的原始关联。考察如下: 从字形上考察,“时”与“是”是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时”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峕,古文‘时’,从之、日。”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说“时”字:“此[5]与许书古文合。汉《无极山碑》‘时’亦作‘峕’,尚存古文遗意。”同时,《说文》还说“是”字“从日、正”,即“时”和“是”均从“日”,表明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与“日”有关系,因而与时间观念有关。 从音韵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根据词源学原则,如果两个字在语音、语义上都相通,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同源词。“时”上古属禅母、之部,“是”上古属禅母、支部,这就是说它们声母“禅母”相同,韵母“之”“支”非常接近。这是古音学上公认的“一声之转”当中的“旁转”现象,表明它们可能是同源词。

   从语义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我国最早的训诂书都直接指明了“时”与“是”之间的联系。《尔雅·释诂下》:“时,是也”;《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段注又说“是”字:“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对“时”与“是”语义上的这种联系,自《说文》《尔雅》以来的辞书和历代语言学家从未对此提出异议。 通过以上考察,“是”与“时”的联系已初步显露出来。但这些毕竟还只是阐释学的考察。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文献学的确凿证据。 二 语言学界都非常清楚,“是”的意义系统历来极为复杂,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迷雾重重。虽然如此,但它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还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先从《诗经》中“是”的用法进行讨论,因为它是公认可靠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且对它的研究相对也较成熟。《诗经》中的“是”还没有今天的系词用法,它的主要义项有:(1)形容词,正确,与“非”相对。如《魏风·园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2)近指代词,这、这个、这样、此。如《小雅·巷伯》:“凄兮斐兮,成是贝锦。”(3)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如《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根据向熹先生《诗经词典》[6]中的统计,“是”作“正确”讲的有2处,作代词“这”讲的有60处,作复指前置宾语代词讲的有32处。这个统计反映着整个上古“是”的主要特点:主要作指示代词,也作形容词“正确”,动词“认为……正确”等讲。 在早于《诗经》的最古老的文献《尚书》里,“时”的主要意义和用法正是如此。“时”在《尚书》中以每千字5.52的高频率出现,是居于前30位的常用词,这并非因为《尚书》处处涉及“四时”或时间,实际上“时”作为时间词讲的不足30%,剩下70%以上的“时”,(1)绝大部分作近指带词“此”或“这样”及与此有关的意义讲;[7]另外还有以下意义和用法:(2)动词“肯定”“认为……正确”;(3)形容词“正确”等。分别举例如下:[8] 1.指示代词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尧典》:“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舜典》:“惟当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典》:“布种是百谷以济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大禹谟》:“是汝之功”) 帝曰:“皋陶,……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大禹谟》:“是汝之功,勉之”) 益赞于禹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是天之常道”)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皋陶谟》:“言帝尧亦以知人安民为难”) 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益稷》:“若所行不在於是”)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是日何时丧”)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洪范》:“敛是五福之道以为教用”) 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益稷》:“是汝理水之功”) 王曰:“呜呼!封,……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康诰》)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酒诰》) 2.肯定、认为正确: 百僚师师,百工惟时。(《皋陶谟》:“百官皆是言政无非”) 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益稷》:“当是正其而颺道之”) 3.判断: 王曰:“呜呼!……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酒诰》:“是汝同於见杀之罪”) 以上事实表明,除了多了表示时间、季节的意义外,“时”与“是”的意义、用法毫无二致。虽然《尚书》中混有伪文,但上面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现象,不可能恰好都是伪文,除非《尚书》全书是伪书。退一步说,就算《尚书》靠不住,我们再来看《诗经》中“时”情况。“时”在《诗经》里的主要用法如下:(1)“善”“正确”。如《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传》:“时,是也。”《集传》:“不时,犹言岂不是也。”《大雅·荡》:“非上帝不时,殷不用旧。”《传疏》:“时,善也,是也。“非上帝不时”就是“不是上帝不善待你”。(2)“此”“这”“这样”。如《周颂·賚》:“时周之命,於绎思。”《郑笺》:“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大雅·思齐》:“神罔时怨,神罔时恫。”《正义》:“神无有是怨恚文王者,神无有是痛伤文王者。”这两个“是”都作“此”讲。据向熹《诗经词典》统计,“时”在《诗经》里作“善”“正确”讲的共7处,全见于《雅》;作“这”“这样”讲22处,其中《颂》15处,《雅》6处,《风》1处;而作时间讲的只有5处。[9]这就是说,“时”作时间讲的仍是少数,而与“是”的意义用法相同的仍占绝大多数。《诗经》《尚书》“时”用法的一致性说明,《尚书》时代“时”曾经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用法。今天“天时地利”说法的“时”,还保存着形容词性的“正确”这个意义。“天时”和“地利”结构相同,“利”是个形容词,“时”也是个形容词,意为“时机正确”。 以上现象只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时”与“是”是通假关系;其二,“时”与“是”是有部分同义关系的同义词;其三,“时”是“是”的前身,“是”是从“时”分化而来的。但“时”与“是”不可能是通假关系,也不可能是同义词关系。因为:第一,如果“时”因为音近而假借为“是”,即临时用“时”替代“是”,为什么上古文献中没有相反的时间之“时”通假做“是”的例子?第二,“时”是先于“是”产生的,在《尚书》里“是”还很罕见的情况下,“时”就通假做“是”,这不太可能。第三,同义词是共时概念,而“时”“是”的非时间意义前后相承这一点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肯定《尚书》时代“时”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意义。 怎样解释“时”“是”共有的“正确”“此”等意义?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先有了名词“四时”“时间”的含义,后来发展出指示代词“这”“此”、形容词“正确”“对”、动词“肯定”“认为……正确”等意义。但是对于汉语是如此重要的这些后起的意义,跟“时”本身的时间意义和用法已经相去甚远,于是这些后起意义就转交给“是”承担,“是”就这样产生了。这就可以解释“是”“时”读音相近、义符相同、古书认为它们意义相同、以及“时”具有“是”的语义语法功能、“是”却不具有“时”的时间意义、也不在这一意义上通假“时”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说:“是”显然是由“时”分化而来的。 三 以上分析了“是”“时”二字的“正确”、“此”“这”意义的来源,现在讨论它们的“准则”意义。“是”字本身就有准则的含义。《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以日为正,则正於日也。”这也就是《尔雅·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之意。无论《说文》《尔雅》还是历代语言学家都认为“是”的本义为“直”(“是非曲直”之“直”)“正”(正确)“则”(准则),这就可以肯定,“直”“正”“则”是“是”的本义。仔细分析“是”字的形体和古人对它的解释,可以看出“是”原本包含两个因素:准则、断定。“日”即准则;以“日”为标准,断定其他事物是否“直”“正”,即为断定。以“日”为准则,反映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存在论观念——自然神崇拜。“日”为万事万物之源,即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或“本真”。《尔雅》所谓“法则”,是将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具象化的一种表述,《释诂》所谓“法,常也”。这个“常”是常理、规律之意;如果将它形而上学化,就是“道”,亦即老子所谓“常道”。所谓“实事求是”之“是”,指的就是这个形而上学之“道”。“道”是我国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如果抽去具体的民族文化内涵,就其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这一点看,“道”就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本在”。

   然而这一概念最初还是由“时”承当的。前面说过,《说文》以后历代字书、历代语言学家和我国著名甲骨文专家,都认定“时”的古文写作“峕”“从之、日”,也就是说,古文“峕”是“日”和“之”的会意字。“日”和“之”都见于甲骨文,均是最早产生的词汇。“之”甲骨文形为“屮”下有“一”,《说文》:“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徐锴笺:“之言滋也,艸木滋长也。江阴孔氏广居曰:‘艸木初出,多两叶对生;及其既长,则枝叶左右参差。故‘屮’象初生之形,而‘’象枝茎益大也。’”段注:“之,出也;引申之,为‘往’义。”各家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之”的本义有生长、发展、变动之意。这样,“时”的“四时”含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日”变动运转而产生“四时”,这是“时”的本义;抽象的“时间”意义如段玉裁所说,是由原来具体的“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而发展出来的。“时”后来从“四时”意义发展出我国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准则”(本在)、“此”(在者)和判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时”曾经是我国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集中的语言体现。 四 “时”为什么会是存在论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本在、存在、在者三个基本概念怎么会与时间之词发生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它影响巨大的《存在与时间》(又译《是与时》)[10]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把人这种“此在”直接解释为“时间性”。海氏认为,人这种此在与别的此在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人一经“被抛在世”,就“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11]而人总是“从将来‘来向’自身”,[12]或“先行到未来”,即人总是预先规划设计自己的未来,然后再采取行动。这样,人就“首先在世内照面的……事物那里发现时间,……经验到时间”,[13]“利用放着光和热的太阳”这一存在者“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14]“现场”的“日”变动不居,但人却从它那里领悟到没有在“世内照面”的存在,领悟到那个没有“照面”的“常”“法”“则”——“是”。因此,由万变的“时”(运动变化的日)生长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中华民族的本体论观念“是”来自“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原初根源是有重要意义的。 “是”来自“时”的难题解决了,我们来讨论“是”“时”与指代词“这”“此”的关系问题。汉语的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密切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判断词“是”是由近指代词“是”发展而来。[15]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近指代词“是”怎么会发展出判断词“是”来? 这是关于“是”的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这种不同用法的“是”也不是两个词同音假借的关系,因为上古“是”基本不单独做判断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词,当然也就谈不上谈和别的词同音假借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角度,也许我们永远也解不开“是”的判断义和近指义的关系之迷,但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这个处于“遮蔽”状态的“是”便顿然“敞明”了。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外在的句子理论”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16]因此不可能让语言从遮蔽状态“现象”。如果将“是”从语言学的“系词”还原,“是”就显现它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体的实质:这个一体在汉语里就是概念的物质形式语音“shi”、文字符号“是”(原初文字符号为“时”);三个核心概念即同西语系词to be的三个基本义项相应:本在、存在、在者。英语to be的动名词形态being有形而上学“本在”、“在者”二义,当作“在者”用时,being可带上复数形态即beings,being表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本在”时,它不能带复数,而且须大写为being;而to be的动词形式(am/is/are)即“存在”。因此,本在、存在、和在者在英语to be分别用三种形态表示。而汉语是没有形态的语言,西语中由一个词的不同形态表示的意义,汉语用同一形式表示。“是”的判断义,即西语to be的动词(am/is/are)表示的“存在”意义;“是”的“准则”“常道”义,即西语不能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表示的“本在”意义;而最令我们困惑的“是”的近指代词“这”“此”义,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三个基本概念之一的“在者”意义,也就是可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s表示的意义。西语to be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与汉语这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如下:

   动词性“存在”作为“本在”的基本展示方式,其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断真”。实际上,所谓“系词”是从语言学的语法角度讲的,从逻辑学角度讲,它的作用就是断真。本在是什么,什么存在着,在者与本在是什么关系等等,都是断真的问题;“在”问题和“真”的问题是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二者不可分割。所谓“在者”泛指在时空中“在世”的一切存在物,汉语“此”可指代任何存在者,这就是“是”所含的“此”意义为什么成为形而上学“是”的意义的原因。人这种存在者,海德格尔称为“此在”,他说:“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本身向来就是它的‘此’。……‘我这里’的‘这里’总……‘那是从里’来领会自身的”,人“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17]从语言学角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是”的指代义与判断义,从哲学角度看则是必然的,如果“是”有了本在意义(“准则”“常道”),有了存在的断真意义(判断),却没有此在的意义,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同西语一样,汉语“是”也是一个统一的语义系统。 一部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对to be意义的探索史,也就是一部探索“人”本身的历史。“此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18]我们探索同“人”这种此在同样原始的语言,就是探索我们自己。西方对to be的探索古希腊即已开始,在现代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尤其语言哲学中,对此的研究更已成为一大学术前沿课题。然而,海德格尔说:“‘是’或‘存在者’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没有。”只要人这种此在存在,对“是”的探索就永无止境。 目前我国学界对“是”的研究尚停留在怎样理解西方的to be上,对汉语自身的“是”的研究还未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探索中华民族“是”观念产生的历史时,不应当仅从古典文本的“是”开始,还应当从更早的甲骨文本时期的“时”开始。 注释: [1]being是英语系词to be的动名词形式,相当于希腊语on。on是希腊语系词不定式einai的分词现在时中性单数第一格与第四格,是形而上学中的最高范畴“本在”。参见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on》,《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王路《“是”之研究述评》,《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 [2]“本在”(on)旧译“本体”,今天哲学界一般译作“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误入歧途,从对“存在”本身的探究转向了对“在者”即“本体”(某种实体)的研究,“本体”术语意味着对on本身包含的丰富意义的狭隘化和片面化。故国内哲学界已倾向于采用“存在”这一译语。由于汉语“存在”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为便于区分,本文将动词“是”(系词)用“存在”表示,将名词“是”(即on)用“本在”表示。 [3]今天哲学界一般将汉语的“是”仅视为系词,没有注意到“是”产生之初的“本在”意义和“在者”意义,如认为:“中文的‘是’动词却没有名词形式(‘是非’、‘实事求是’等词中的‘是’虽为名词,但与‘是’动词无关),因而只能用于判断之中,却不能形成一个独立概念。”(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见《学人》第4辑第392页。)此说是对汉语“是”的极大误解,只看到现代汉语的情况,而缺乏对“是”历史的了解。 [4]einai希腊语系词不定式原形,相当于英语的to be。 [5]按:指甲古文。 [6]《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实际上,上古“是”有相当部分是判断性代词,兼行代词和判断词功能。参见拙文《〈论语〉判断句中“是”的性质问题》,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 [8]括符中的是《十三经注疏》解“时”为“是”的该句原文、或其注释。 [9]见向熹《诗经词典》(修订本)“时”条。

   [10]如俞宣孟在《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极其思想方式》中即如此译。 [1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 [12]同上第376页注。 [13]同上第457页。 [14]同上第466页。 [15]笔者认为:“是”的判断词用法和指代词用法的关系不是先后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体与分化的问题。参见拙文《〈论语〉判断句中“是”的性质问题》。 [1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98页。 [17]同上154页。 [1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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